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商学院的两位学者丹尼尔·费勒(Daniel Feiler)和亚当·克雷恩鲍姆(Adam Kleinbaum)，在心理学领域全球顶级学术期刊《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即将刊发的论文中，再次为内向者具有领导力优势提供了科学证据。

　　他们选取了美国东北部的一所私立大学即将入学的284名MBA学生为样本，调研了学生从彼此陌生的新学期第1周到逐渐熟悉的第11周期间(前5周为研究第一阶段，后6周为第二阶段)友情网络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外向型和内向型人格特质与社会网络的内在联系。

　　两位学者发现，内向者具有最小的“网络外向偏见”，这有助于他们成为更好的领导者。而外向者的“网络外向偏见”偏大，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自我认知和管理决策。

　　“友情悖论”背后的社会网络结构

　　费勒和克雷恩鲍姆的研究出发点，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斯科特·菲尔德(Scott Feld)在1991年提出的一个有点挑衅性的研究发现——“友情悖论(Friendship Paradox)”。即：一个人拥有的朋友数，小于他的朋友们所拥有的朋友数的均值。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网络中，集中了较多的拥有更广泛社会联结的人，造成个体社会网络构成的不平衡。

　　费勒和克雷恩鲍姆提出，个体社会网络构成中，拥有更多朋友的人偏多，这种不平衡状态会给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造成偏见，从而影响个体对社会行为的信念和决策。

　　因此，有必要从“友情悖论”的数学定律出发，去挖掘社会网络不平衡状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规律。为此，他们就以个体的“外向型—内向型”作为分析视角，探讨外向者和内向者的社会网络形成规律以及不平衡状态。

　　社会网络的形成，在现实当中表现为两个人成为朋友。一般而言，两个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会因二人之间的互动性和相似性而增加，而且与外向型或内向型程度相关。为了测度受欢迎程度，两位学者在研究实施的两个阶段，分别让MBA学生独立在线回答下列问题：

　　你更愿意花费空闲时间与谁相处?

　　据你观察，自从你们入校以来，在非正式的活动中(如外出午餐、晚餐、酒会、看电影、到家里串门等)，你与班上哪位同学接触得最多?

　　为了测度外向型人格特质，他们采用了经典的大五人格量表，其中指代外向型人格特质的题项涉及“开朗”“健谈”“好社交”“活力四射”“饱含热情”和“充满自信”等，同时还有反意题项，如“沉默寡言”。

　　费勒和克雷恩鲍姆认为，受欢迎程度和人格特质的同质性是社会网络形成的“双重根基(Dyadic underpinnings)。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向者要比内向者更有可能将其他人选为朋友，也更有可能被其他人选为朋友;而如果两个人在外向型人格特质方面的水平越接近，彼此将对方选为朋友的可能性也越大。

　　外向者“过度代表”了你的朋友圈

　　费勒和克雷恩鲍姆认为，受欢迎程度和外向同质性水平各自对社会网络的影响，看上去简单直接，但是，当把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分析时，就具有了深层次的意味。为此，他们进一步探讨了二元效果对个体社会网络的影响。

　　首先，他们提出了人口外向型水平和网络外向型水平两个概念，前者是整个社会环境中外向型人格特质水平的平均值，后者是个体社会联结中的外向型人格特质水平的平均值。

　　如果友情是在人口中随机建立的，那么，网络外向型水平与人口外向型水平应该相同。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外向型水平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和其他人建立友情。因此，交朋友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性的活动，这就造成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外向者偏多、内向者偏少，最终导致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外向者“过度代表”了整个社会朋友圈的实际外向水平。

　　据此，两位学者提出了“网络外向偏见”的概念，即网络外向水平整体上高于人口外向型水平。他们确认，人们的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平衡的结构，体现在具有较多社会联结的人偏多。两位学者通过严密的统计方法，将全部调查对象所反映出的人口外向型水平设置为0，然后分析个体的网络外向型水平。数值表明，后者数值大于0，且在统计意义上明显高于前者。而且，“网络外向偏见”不会伴随时间而增加，也就是说，个体社会网络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容易形成并将保持稳定。

　　那么，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与“网络外向偏见”之间具有联系吗?对此，费勒和克雷恩鲍姆不仅给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而且还指出，外向型人格特质水平越高，“网络外向偏见”越大。

　　图1是两位学者总结的个体网络外向水平与其人格特质外向型程度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自己的外向型程度，纵轴代表网络外向水平，蓝色虚线代表人口外向水平。如前所述，这个水平被研究者运用统计方法处理为标准值0。蓝色实线与虚线之间的距离，就是“网络外向偏见”程度，黑色实线框起来的区域反映了蓝色实线的95%置信区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己的外向型程度越高，蓝色实线与蓝色虚线的间距越大，意味着“网络外向偏见”越大。当一个人的外向程度大于均值，那么，他越外向，“网络外向偏见”就会越加速增大。但当一个人处于极端内向水平时，他的网络外向水平则是校准程度最高的，如图中黑色实线区域最左侧所反映的，存在正负相抵的情况。简言之，外向者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网络外向偏见”，而且，愈外向，偏见愈大。同时，内向者社会网络具有较小的“网络外向偏见”，而且，愈内向，愈能校准。

　　内向者更少决策偏见

　　费勒和克雷恩鲍姆的研究结果意味着，领导者的人格特质为内向型时，他的社会网络结构相比较外向型领导者会更平衡，更加接近社会整体环境的真实外向型水平。因而，内向型领导者就会拥有一个相对真实的网络环境，更有可能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和决策，从而更有助于保证领导的效果。

　　虽然这并不表明外向者的社会网络会全部失真，但“网络外向偏见”对外向型领导者是一个提醒，因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外向型领导者的社会网络可能会“错误地代表”整个社会人口的实际状况。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教授与其合作伙伴，曾在2011年的《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你做出重大决策之前》的文章。

　　文章指出，危险的偏见能够潜藏在每一项战略决策当中，领导者需要在误入歧途之前发现并克服它们。这就需要领导者重视对他人的观点并进行评析，然后决定是接受或否决这些观点，或是将其交给下属。麦肯锡公司曾对1 000多名企业投资者做过调查，结果发现，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为减少偏见做出的努力，将会让组织的收益回报提高7个百分点。

　　因此，“网络外向偏见”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结构的不平衡，很有可能会影响领导者决策。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弗朗西斯·弗林(Francis Flynn)和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斯科特·威尔特姆斯(Scott Wiltermuth)两位教授，针对研究生、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员工三个独立的群体做的一项认知偏差研究发现，组织中的成员总是过高地估计其他人在伦理问题上认同自己观点的程度。而且，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中介角色(即成为人际联结的桥梁)，有可能加剧这种偏见，越是身处社会网络的联结中心，个体的这种偏见越严重。

　　近两年来，陆续有一些研究证明，较高的外向型人格特质并非总是好事。同时，内向者领导力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沃顿商学院的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教授等就验证了外向型领导者对员工的影响不都是积极的。还有一些学者证实了，虽然外向者较内向者更有可能获得领导职位，但内向者和外向者的领导效果却没什么差异。

　　当然，内向者领导力的有效性，仍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为此，费勒和克雷恩鲍姆提出了后续研究可能有价值的问题：“网络外向偏见”是否造成了每个人在其他人眼中都要比实际情况更外向?如果人们都认为自己的社会行为不如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外向，是否会导致个体的归属感、自尊和自我价值感下降?如果人们把自己社会网络的外向型水平当作整个社会的规范要求，是不是还会对年轻人的教育以及他们的行为取向产生误导?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内向者相比较健谈、活跃的外向者，颇具“希声”和“无形”的表征。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还用科学研究证明了，内向者也可以实现“大音”和“大象”的领导效果。不过，评析内向者和外向者领导力，并不是在做内向者和外向者孰好孰坏的单项选择题，关键要看他们的领导力，为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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