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领导”与权力和地位无关，一定有人认为这个看法过于极端。倘若我们仔细分析个案，我们可以发现，这是真理，也是事实。

      领导只有方向和跟从者两个要素。谁掌握了方向，谁赢得了跟从者，谁就是领导。官僚同权力和地位分不开。没有地位和权力的人，称不上是官僚。领导行为一旦与权力和地位相结合，情况便复杂化。权力和地位本是可以用来强化领导功能的手段，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一不小心便沦落为做官的窠臼。

      领导这个词在一百多年前伴随着西方民主思想进入中国时，是个鲜活的概念。带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活力四射，为了改变现状，发动并领导了各式各样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一股新气象。那时，领导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扫盲运动，新生活运动的，都是些小人物，没有权，没有势，甚至也没有钱，在前朝遗老遗少们的白眼之下，凭着理想、信念、热情发动民众，并改变着旧中国的面貌。

      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是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孙中山是个普通的医生，但他领导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他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来感召、吸引民众，用激情和牺牲精神赢得信任，用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结束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时代。孙中山不是为做官。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实现和平，他置个人宠辱于不顾，宁肯将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以换得军方的支持，使革命不致夭折。

      官僚和领导对权力和地位的态度区别在于：权力和地位是领导者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对于官僚来说，是追求的目标。领导行为与权力结合的时候，可能发生领导概念的同化和领导实践的异化。袁世凯得到大总统的位置之后，不想领导革命，也不想当官，他更过分，想当皇上，回到旧体制。若不是他“驾崩”得早，孙中山的革命成果大概要被他葬送。而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蒋介石呢，有了权势以后，排斥异己，发动内战，只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顾不上领导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了。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文化中保持领导的纯洁性很不容易。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在执政党的位置上，“要革命，不要做官”，要做到“两个务必”，是多么大的挑战！现在的领导人重提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告诫党员干部要“权为民所用”，保持“先进性”，目的就是避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被权力和地位瓦解。

      如果处于高位，执掌大权的人未必是领导，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领导呢？

      让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看领导的本质。这个领导案例，堪称世界典范。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百十来人，长期没有合法身份。就这么一个小团体，赢得了全国人们的拥护，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自身也发展成为几千万人的大党。这个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这其中的必然，就是我们要挖掘的共性的东西，普遍通用的领导原则。以下原则体现领导的真谛，在今天并不过时：

      领导者选择目标，不是执行他人的指示。没有目标，就没有资格做领导；

      领导者和跟从者的目标一致。正因为目标的一致，人们才和共产党走到了一起；

      领导者没有地位，没有名分，甚至可能没有合法身份；

      领导者的威望是自己赢得的，不是从外部赋予的；

      领导者的地位在跟从者心中，而不体现为头衔职务；

      领导者和跟从者关系平等，不是上下级；

      领导者和跟从者的关系像同船航行的舵手和水手，或一同跋涉的向导和行者；

      跟从者是领导者的服务对象，不是领导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领导者实施领导不靠权势，不靠强迫，而是靠影响力和能力；

      跟从者出于自愿而跟从。

      这么看，领导与据有地位的官僚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