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种黑暗正在我们社会部分人群中蔓延。我们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经济学家安古斯·迪顿(Angus Deaton，最近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和安妮·凯斯(Anne Case)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理所应当地引来大量的评论。文章披露，从1999年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这种恶化趋势是在其他国家以及我们国家其他人群的死亡率一直稳定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

　　令人吃惊的是死亡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大体上说，直接或者间接自杀的美国白人在不断增多。自杀大幅增加，吸食毒品造成的死亡以及因过量饮酒导致慢性肝最后造成的死亡也在上升。我们在另外的时间和另外的地方也曾看到过这种情况——例如，共产主义倒台后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直线下降。但是，在美国看到这样的情况委实让人感到吃惊，即使跟俄罗斯情况相比已经小了许多。

　　然而，迪顿-凯斯的发现却符合大家所熟知的模式。大量研究表明，在美国许多地方，低学历白人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自杀率上升和过量使用阿类药品都是已知的问题。尽管大众文化可能关注甲安菲他明等兴奋类药品，而不关注处方止疼药或好的烈性酒，然而偏远地区存在毒品问题实际上却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这种自我毁灭性行为的流行病?

　　如果您相信右翼那帮人，那么一切都是自由派的过错。他们坚持认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造就了一种依赖和绝望的文化，世俗的人道主义者摧毁了传统价值。但(真意外!)，这种观点与证据却存在很大矛盾。

　　首先，死亡率上升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与所有先进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得多，而传统宗教与传统价值所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瑞典给穷人提供的救助比我们多得多，现在大多数瑞典儿童生于非婚家庭，但瑞典中年人死亡率只有美国白人的一半。

　　在美国国内，我们会看到某种类似的模式。在社会福利最高而传统价值最弱的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预期寿命较高，而且还在上升。与此同时，较低、停止或者下降的预期寿命却集中在《圣经》地带。

　　那么从物质主义作解释又怎么样?死亡率上升是不是不平等增加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后果?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我们所讨论的是行为后果，文化的分量显然更重。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比其他白人穷得多，但死亡率却低得多。，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背景下的国际比较一致发现，尽管收入不高，但拉丁美洲人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迪顿提出，中年白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活叙事。”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期望较高，所以经济挫折严重打击了他们。或者换个较为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观察的这些人是在信奉美国梦想中成长起来的，梦想破灭后却无法应对失败。

　　在我看来，这种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真实情况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何绝望情绪在整个美国白人当中蔓延。但这种情绪的确在蔓延，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带来麻烦的后果。

　　特别是，本人并不是将这些死亡数据所反映的绝望情绪与右翼政治的剧烈动荡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观察家。有些人感到被美国故事抛弃而转向了自我毁灭，另一些人指望精英，却感到精英背叛了他们。驱赶移民，戴上贴有标语的垒球帽子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削减资本收益的税收同样也不起作用。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选民团结在至少表面上能感受到他们痛苦的政客周围。

　　此刻，读者也许期望我提出一种解决方法。然而，尽管全民医保、最低工资、资助教育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人，我却不敢肯定这些计划是否足医治人生存在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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